记者：田鹏
2024年10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推出两项资本市场支持货币政策工具：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如今，这项创新工具落地已满两周年。
受访专家表示，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工具的运用，或许不在于它投放了多少贷款，而在于培育了A股上市公司自主进行市值管理的能力——当上市公司从“贷款回购”走向“用利润回购”，当注销式回购从边缘走向主流，这一政策工具便让“建立增强资本市场内在稳定性长效机制”变成了可观察、可验证的市场行为。
政策效能充分释放
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方面，两年间，监管部门从供给、需求两端协同发力，持续迭代优化制度规则，既充分调动金融机构放贷意愿，又不断降低市场主体使用门槛，推动政策工具逆周期调节效能充分释放。
在供给端，中国人民银行以优惠利率（首期为1.75%，2025年5月调降至1.5%）向符合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源头资金，同时保持最高50个基点的息差空间，以保障金融机构的商业可持续性，调动其放贷积极性。
在风控层面，政策实施双账户隔离管理，要求参与主体开立专用证券账户与配套资金账户，账户不得随意转托管，贷款资金定向用于回购增持，实现资金流向全程可追溯，在制度上划清风险边界，破解金融机构对股权类信贷业务的风险担忧。
在需求端，监管紧扣市场实操中的痛点难点，坚持“降门槛、延期限、扩范围、提便利”的优化方向，多轮迭代规则，让更多市场主体受益该政策工具。
落地以来，监管先后将贷款最长期限由1年延长至3年，匹配上市公司中长期回购增持的运作周期；下调回购增持业务自有资金出资比例，由原来30%降至10%，切实减轻企业资金配套压力；鼓励银行依托企业主体资质发放信用贷款，弱化抵质押约束；同时将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纳入适用主体，进一步拓宽政策受益群体。2025年5月，回购增持再贷款与证券基金保险公司互换便利实现额度合并，总额度提升至8000亿元，打破初始3000亿元额度约束，进一步提升工具使用的灵活性。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系列优化举措切实降低了上市公司融资门槛与资金成本，助力更多中型上市公司参与，打通资金直达二级市场的渠道。
从实际运行来看，每当市场出现阶段性调整压力，工具的托底功能便会充分释放。例如，2025年4月市场承压阶段，回购增持相关业务申请规模显著冲高；2026年7月市场再度出现波动，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加大专项再贷款运用力度，带动当月业务规模再次走高。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宋向清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更为重要的是，该工具与新“国九条”提出的“推动上市公司提升投资价值”“引导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等相关要求相互呼应。二者形成“考核压力+资金支持”的闭环：前者从制度层面督促上市公司重视市值管理，后者以低成本资金提供实操支撑，共同夯实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的制度与资金基础。
资金使用逻辑转变
得益于政策的持续完善，一方面，金融机构业务范式逐步成型，国有大行作为主力军率先打通业务流程、完善风控体系，股份制银行、政策性银行接续跟进，业务梯队持续扩容。
例如，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在2026年中期报告中披露，2026年上半年，公司深入开展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业务，完善总分支行高效联动机制，制定从前期营销到后续管理全链条服务方案，精准匹配优质上市公司融资需求，实现多领域贷款投放。
此外，《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北京银行、上海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南京银行等区域性银行也在积极布局相关业务。
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依托专项信贷资金开展股份回购与股东增持。万得数据显示，自回购增持再贷款推出以来，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共申请回购增持贷款1113笔、金额上限约2332.78亿元。
从结构上来看，民营企业占比约六成，实现广泛覆盖；央国企虽然业务笔数占比不高，但单笔贷款规模更大，中国国新、中国诚通等国有资本运营平台依托专项再贷款开展数百亿元级别的增持操作，成为维护市场稳定的重要“压舱石”。从单笔贷款规模观察，3亿元以下的中小额贷款占全部业务笔数超八成，反映出中小市值上市公司是专项贷款最主要的受益群体。行业分布上，传统高股息支柱产业，与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齐头并进。
值得注意的是，在使用过程中，上市公司回购资金使用逻辑正在加速升级，不少经营基本面稳健的头部企业，选择动用自有、自筹资金实施回购，专项再贷款也由此从最初市场回购的主力资金来源，转变为一项低成本的备选安全垫。数据显示，政策落地第二年（2025年10月18日至2026年10月18日），A股上市公司共申请回购增持贷款366笔、金额上限约816.46亿元，笔数、金额较首年分别下滑约51%、46%。
在宋向清看来，究其根源，是上市公司资金来源结构发生了实质性转变。尤其在市场行情回暖之后，部分龙头上市公司经营性现金流持续改善，依靠自身经营利润就可以支撑回购行为；并且相比杠杆贷款，自有资金开展注销式回购，向市场传递的企业发展信心信号也更为强烈。
此外，伴随资金使用逻辑的转变，上市公司回购的内在导向也同步升级。田利辉认为，回购的功能定位，正从以往偏向股权激励工具，加速向股东回报导向转型。不少企业通过回购注销缩减总股本，增厚核心财务指标，让回购真正回馈全体股东，A股上市公司的市场化市值管理理念，也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
仍需持续优化
经过两年实践，回购增持再贷款在短期提振市场信心、完善资本市场逆周期调节工具箱、普及市场化市值管理理念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但作为一项创新性政策工具，它尚未完全成熟，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多重现实挑战。
在宋向清看来，一方面，市场结构性矛盾依旧突出，不同行业、不同体量上市公司的融资意愿出现明显分化，增持端收缩问题尤其值得关注；另一方面，风控合规与业务便利性之间还需要进一步平衡，如专户封闭运行筑牢了资金安全的底线，但客观上提升了企业操作成本。同时，如何防范伪市值管理行为，杜绝借回购增持炒作股价、信贷资金变相挪用，也对多部门协同监管提出长期要求。
面向长远，市场各方对工具的持续优化也形成诸多共识。
田利辉建议，构建长效机制的重心应从单纯额度管理，转向激励相容的规则设计。其一，理顺银行风险收益匹配机制，若在风险权重或监管考核上予以差异化安排，能够有效提升银行向中型、小市值上市公司投放的意愿，推动政策覆盖面真正下沉。其二，以注销式回购作为差异化支持锚点，可通过利率、期限、额度倾斜的价格信号，引导企业转向以回馈长期股东为目标的回购行为，而非依靠行政约束。其三，建立与执行成效挂钩的动态激励机制，可设置按实际执行比例分档的配套政策，足额完成回购的主体在后续申请中享受更优条件，将一次性申请博弈转化为长期重复守信激励。
广州思益得首席策略官陈彦颐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要让政策红利真正落到长效上，还需建立动态评估机制，把“贷款发放后是否真实用于注销式回购、是否与分红形成组合、是否伴随大股东减持”纳入工具使用效率的跟踪框架，让“专款专用”不仅体现在资金流向上，更体现在行为质量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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